刘承司叛逃台湾后，他所属部队的全体干部均被解职

风云激荡的五六十年代，新中国还在蹒跚学步，百业待兴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国际上，冷战的阴影笼罩着一切。对中国海军来说，1959到1961这几年，更是难熬。内忧外患一起压过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

老大哥苏联说翻脸就翻脸，合同撕得粉碎，专家撤得一干二净，简直就是背后捅刀子。国内呢，三年自然灾害，物资供应都成了问题，部队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。

海军内部也乱糟糟的，事故频发，“四一八”号潜艇沉没、飞行员杨德才叛逃，哪一件都让人心痛。这局面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硬是顶住了，他冷静分析，深入调查，带着海军一点点走出困境。

那是个连手表都算得上奢侈品的年代，飞行员能配发一块手表，那是对他们付出和牺牲的认可。按理说，每个飞行员都该有，可国家经济困难，这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。

1961年，刘承司从航校毕业，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飞行员。他盼星星盼月亮，就盼着能戴上那块手表。结果，希望落空了，看着别人手腕上闪闪发光的手表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命运这东西，有时候就是喜欢捉弄人。赶巧他们大队长把手表弄丢了，上级一看，物资紧张，干脆就把原本属于刘承司的那块表给了大队长。这一下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刘承司心里的委屈和不满彻底爆发了。他觉得自己的荣誉被践踏了，自己的付出被无视了。

这口气，刘承司咽不下去。他买了个小闹钟，套在脖子上，跟戴勋章似的，开着飞机就上了天。飞机一颠簸，闹钟就叮当乱响，好像在控诉他的不满和愤怒。大队领导一看这架势，赶紧把他停飞，让他写检讨。

一开始，刘承司一声不吭，就是不写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不仅老老实实写了检讨，还主动要求复飞。大队领导虽然纳闷，但还是同意了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是刘承司的计划，一个叛逃计划正在他心里悄悄酝酿。

那时候，台湾当局成天叫嚣着“反攻大陆”，用广播什么的对大陆进行宣传攻势，想策反大陆军人。

有个叫陈孟华的女播音员，被台军称为“空军玫瑰”，声音甜美，成天在广播里播报从大陆来台的飞行路线、联系方式，还有怎么躲避台湾空军拦截的技巧。

这些广播内容在他心里生根发芽，成了他叛逃计划的催化剂。

他渴望物质，嫉妒权力，对“自由世界”充满了幻想，这些东西在他心里搅成一团，把他一步步卷进了叛逃的深渊。敌台的诱惑，点燃了他心中早已积压的不满和欲望。

1962年3月3日，天气晴朗。浙江路桥机场，一架米格-15战斗机缓缓滑向跑道，机号1765，机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驾驶舱里，刘承司穿着飞行服，眼神复杂。这架飞机的目的地，不是预定的训练空域，而是台湾桃园机场。

刘承司驾驶飞机，冲破大陆的天空，飞向了海峡彼岸，飞向了他心中那个未知的“自由”。他的叛逃，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，也给中国海军航空兵的历史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。

刘承司的叛逃，对大陆来说，无异于晴天霹雳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还是头一回有飞行员叛逃成功。这件事让高层震怒，也引发了深刻的反思。

东航司令、大队、中队的领导，都因为这件事被撤职或法办，就连在外学习的第六师师长，也没能幸免，从大校降为上校。

对海军第六师来说，这是一次沉痛的打击，他们不得不从浙江路桥调回上海，每个人心里都记住了这次事件的教训。

台湾当局把刘承司的到来当成了一场政治秀，大肆宣传，把他包装成追求“自由”的“英雄”，以此为借口，加紧宣传他们的“反攻大陆”计划。那段时间，台湾岛内弥漫着一种亢奋的情绪，好像“光复大陆”就在眼前。

可对蒋介石来说，刘承司不过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，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操弄。刘承司被推上了舞台中央，享受着短暂的荣耀，最终却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
刘承司到了台湾，表面上风光无限，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黄金、军衔，还娶了当时被称为国民党最美女特务的蔡健美。

他们的婚礼在台北空军新生社举行，现场布置得浪漫温馨，玫瑰花香四溢，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亲自到场祝贺，男方主婚人董明德，女方家长蔡百里担任女方主婚人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完美，好像刘承司从此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。

可是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。蔡健美因为长期执行间谍任务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这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刘承司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可这个愿望始终无法实现。

蔡健美的父亲蔡百里当时是警务处督察主任，在台湾政坛很有影响力。相比之下，刘承司虽然当上了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，但手里的权力却有名无实。

在家里，他也感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温暖，面对的是家人的冷眼和冷言冷语。曾经的荣耀和光环渐渐褪去，刘承司慢慢意识到，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。

历史上，逃兵的命运总是充满悲剧色彩。在古代战场上，逃兵不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还会被社会唾弃。古代法律规定，每五个人编成一伍，如果其中一个人逃跑了，剩下的四个人就要服两年的劳役。

即使立了战功，砍下敌人一颗脑袋，也只能免除惩罚。还有一条法律更严厉：如果士兵在战场上失踪了，被报告阵亡，国家会给他的后人抚恤，还封爵位。

但要是后来查明他是逃兵，那他后人得到的抚恤和爵位都会被收回，他本人也会沦为国家的奴隶。逃兵的下场，轻则处死，重则连坐全营，这无疑是对忠诚的终极考验。

对刘承司来说，他不仅是逃兵，更是叛逃，这个标签让他在台湾军队里也抬不起头。

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难以改变别人对他的怀疑和轻视。曾经的梦想，如今已经破灭。他渴望飞翔的翅膀，也早已折断。

刘承司的叛逃事件，也反映出冷战时期两岸关系的复杂和紧张。台湾当局利用这件事大肆进行政治宣传，想在国际社会上为自己争取更多支持，也为他们的“反攻大陆”计划制造舆论。

可这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，刘承司最终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他被利用，被消费，最终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。

刘承司的故事让我们思考：在动荡的年代，个人的命运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？是什么驱使他走上叛逃之路？一块手表，真的是他叛逃的唯一原因吗？